论战国、秦及西汉初年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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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铜镜,自然应造于战国时代或稍早。在西汉初年或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与战国镜的型制及纹饰十分相似的铜镜,长期以来亦被学界认为属战国镜,而在早于西汉的秦墓中出土的铜镜,其型制及纹饰亦十分相同,却几乎都被判为秦镜。

通过对西汉以前古铜镜范铸技术的研究发现,战国镜、秦镜及西汉初年镜的制模技术都不相同,在以上三个历史时期的铜镜中基本都留下了较为明确的时代技术特征,给我们对以上三个历史时期的铜镜进行准确断代,提供了铸制技术上的依据。

战国镜与西汉初年镜的型制十分相似,一般都具有三弦钮或桥钮,并同时具有内凹式卷缘及地纹上叠压主纹,不容易准确断代。长期以来,在西汉初年及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这类铜镜,有些被当作战国镜看待。从类型学考古的角度看,两者的型制及纹饰风格基本相同,给我们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铜镜准确地进行断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战国至西汉初年之间,还隔着一个秦代,而秦镜的型制亦具有三弦钮,同时也都具有内凹式卷缘及地纹上叠压主纹,所以,对于秦镜的认定就更加困难了,一般是只将秦墓中出土的铜镜判为秦镜。

类型学考古对出土器物定性的依据,是根据地层学结合器物的型制学的比较,地层确定了墓葬的时代,因理论上认为实用器可以长期隔代使用,又将同一型制的器物判为同一时代的制品,这是对器物断代的基本方法。但是,其中亦有不尽然事。例如,在王莽时期的墓莽中出现了四神博局镜,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始建国天凤二年博局镜,就是这一时期的,而此镜种流行的时间却很长,经过东汉、三国,甚至在东晋的墓葬之中还常有此镜出土。所以,对于博局镜的时代而言,既不能一概认定为王莽,亦不能统认为东汉,更不能全认为东晋,而需要对型制以外的其它信息作更加深入地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对每一件器物进行断代。

以上举例,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战国镜的型制形成以后,其应用的时间亦相当长,经过秦代至西汉初年,这之间也经历了数百年。在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墓葬中,战国墓葬所出铜镜,自然应为战国或早于战国的铜镜,秦墓所出铜镜,应为秦镜或战国镜,而在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铜镜,有可能是西汉早期镜,也有可能是秦镜,亦有可能为战国镜。

战国早于秦、秦早于西汉,战国晚期的铜镜完全有可能一直使用到西汉。从这个意义上讲,即然西汉墓葬中的一些铜镜被判为战国镜,秦更近于战国,秦墓中的铜镜就更应被判为战国镜。但是,目前考古中在秦墓中所出土的铜镜多被判为秦镜,而在西汉初年甚至西汉早期的一些墓葬中出土的铜镜,却没有一例被判为秦镜者,而是常有被判为战国镜者。

1991年春,洛阳东郊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枚羽状纹镜,此镜圆形、三弦钮,直径9.5cm,钮两侧铸有“千金”两字。1994年4月,在洛阳火车站北邙山南麓编号为I M515的墓葬中,出土一枚蟠螭纹镜也铸有“千金”二字。蔡运章先生通过与其它地区出土的战国镜型制进行类比,以及对《史记·货殖列传》的研究后认为:“战国之世,这里早已是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因此撰文认为以上两镜都应为战国末年镜【1】。

周世荣先生则为此撰文,对这种铸有“千金”二字的两镜提出了疑问。周世荣先生通过对铭文字形的考证,参考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M3中出土方连四龙纹镜,以及同墓出土该墓主人葬于西汉文帝十二年的纪年木牍,认为以上洛阳两镜都应铸于西汉早期,甚至可推迟至文、景时代,不属于战国镜【2】。笔者亦认同周世荣先生的观点,认为以上两镜属西汉早期镜。但笔者的依据却非类型学的方法论,而是从古镜范铸技术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判定。

如果仅从型制及纹饰上看, 以上三个历史时期的铜镜基本一致而难以判别时代。但是,铸镜技术总是不停地在改革、在进步,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创新,也必然会在铜镜上留下与前不同的痕迹。

通过对铸镜技术的研究发现,以上三个历史时期内铸的铜镜,从几何形状及镜背纹饰看虽然很相似,但从铸造工艺上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各不相同的痕迹而有章可循。按铸镜的技术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而论,笔者认为,以上所举两个镜种中,前者应铸于秦代,后者应为西汉初年镜。现就三个历史时期铸镜的特点,提出各不相同之处,请大家讨论。

中国古代铜镜从起源经约两千年后至战国时代,其铸制技术在中原大多数地区基本得到了规范化生产。这里所说的战国时代铸镜技术达到了规范化,是指三个方面,即镜体合金化学成分的规范化、制模技术的规范化、型制的规范化。其中合金的化学成分与西汉早期镜基本一致,这里就不谈了,下面分三个阶段谈制模技术不尽相同的工艺,以及留在铜镜上可供鉴别的痕迹。现分别从战国、秦及西汉初年这三个历史时期铜镜上留下的痕迹,提出它们在制模工艺上存在的差异,从而得以各个区别。

1、战国镜的制模技术采用了无镜钮地纹拼兑法。

战国时代未形成铜镜市场,铸镜的工匠并非后代那种专业的铸镜工匠,亦非专业的铸镜作坊,大都应为铸制青铜器的工匠兼铸。因铜镜在战国时代并没有普及使用,而只是供应了统制阶层,所以铜镜的纹饰中需要有那些似乎能够体现统制阶层权利象征的地纹,才能具现出铜镜的使用者与青铜器的使用者地位相当。而采用青铜器的地纹拼兑成镜模的地纹,是战国时代铜器的普遍特征,亦是铸制青铜器的工匠最容易操作的方法。

图1为1976年4月在鄂州市鄂钢544工地第48号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枚直经14.5、边厚0.45cm的战国四山镜【3】,可以看到,此镜为内凹式卷缘,在四山纹以外的地纹中,有许多接缝。除此之外,尚能看到此镜的三弦钮在方框中稍有偏心。在《鄂州铜镜》中著录的两枚战国四叶镜及两枚四山镜【4】的地纹中皆如此,而四枚战国镜的钮,也皆稍有偏心。

从图中可以看到,战国镜的地纹为许多块相同的长方形羽状纹拼兑而成,然后直接在地纹上作出四山主纹。象这种有拼兑地纹缝痕的现象,基本只存在于战国镜的纹饰之中。在笔者查阅的一些资料中,只要是著明为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有地纹的铜镜,都存在这种现象。而在战国以后的墓葬中出土看似战国镜的铜镜中则基本不存在这种现象。

古代铜镜的铸制,除设计、制模外,其技术难度较大的一个环节,是如何掌握好镜钮的设立及镜钮的体积与镜体几何形状的相互制约关系, 这一点对于铸镜是至关重要的。如掌握不好,将会出现大量废品【5】。所以,战国时代铸镜的技术虽然第一次在历史上达到了规范化生产,但只是体现在主纹叠压地纹、三弦钮、内凹式卷缘以及合金配制这几样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形态及色泽。

人类历史上每一项技术的发明、发展与普及,都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历史越久远,过渡期相对就会越长。从铸镜技术不成熟的商晚期的桥钮镜发展到战国时期的三弦钮镜, 致少过渡了约800年。战国时代的铸镜技术,处于我国古代铸镜技术基本成熟的早期阶段,但此时的技术力量只能铸制三弦钮的平板镜,并且只能铸制体积很小的三弦钮,尚不能铸制具有半圆钮的铜镜。战国镜的文饰没有形成市场化那样的竞争艺术,致使战国镜的剖面几何形状无法改变。战国镜的铸造工匠已充分认识到了锡在合金中起的作用,所以在“六齐”中记录了“鉴燧之齐”【6】,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铅在高锡青铜合金中与镜体几何形状的制约关系【7】。如果在战国这种剖面几何形状的镜上铸制半圆钮,从铸造原理上看完全可以肯定的说,其结果必然是铸多少废多少【8】。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战国镜有了地纹加主纹、镜缘及高锡青铜,明显比商代、西周以至春秋的那种无地纹、无镜缘及无规律的合金的铜镜有了3个技术进步。但是,由于战国镜没有形成市场,铸镜数量毕竟太少,战国的先民在十分有限的铸镜实践中,尚不能解决镜钮形状的变化必然会给镜体几何形状带来相应的变化问题。所以,战国镜上小体积及十分薄的三弦钮的设置,是符合高锡青铜及其几何形状的自然规律的。

战国的铸镜工艺,可以说完全是借用了铸制青铜器的工艺技术。铸制青铜器时,如果在某一相对平的部位猛然多出一物,而此物上有孔或存在一些不容易从模上脱范的特征,如壶盖中心的兽钮、有些器腹表面的兽头等等,铸制这些器物的方法,就是采用在范中嵌范的工艺来实现;先将兽钮或兽头的小范作好,再将这些小范嵌入到整体范中去浇铸来达到目的。

从外形看,战国镜中心的钮,正属于这种平面上猛然多出一物且有孔的特征,所以,战国的工匠会不自觉地采用铸制青铜器普遍使用的嵌范工艺实现镜钮的安置。因此,战国镜的模上一般没有设置镜钮,而是采用了在镜范中嵌入提前作好的钮范的工艺。从上图及许多战国镜上亦可看到镜钮稍有偏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是在镜范中嵌入钮范时由于镜范的孔紧,在磨钮范外形时磨偏心所致。战国镜上地纹的拼兑及镜钮稍有偏心的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战国末期。

图2为一枚蟠螭叶纹镜【9】的拓片,此镜圆形、三弦钮,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其直径12cm,为湖南长沙沙湖桥第24号墓出土。图3为一枚蟠螭菱纹镜【10】的拓片,这两种型制的铜镜一般被判为战国镜。从两图中可以看到地纹中都找不到兑缝痕迹。这些铜镜往往未注明为战国墓葬出土,而大多注明出自西汉初年墓、西汉早期墓、秦墓或秦汉之交的墓葬之中。这似乎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铜镜有可能都是战国镜,同时亦有可能都不是战国镜。但是,如果仔细观察, 还是有规律可循,即凡著明为战国墓葬或楚墓出土的铜镜,绝大部分(少数四山镜除外【11】)都能看到有地纹拼兑留下的痕迹,而未注明战国墓葬出土的铜镜,一般都没有地纹兑缝,特别是在那些著明为汉墓出土的铜镜纹饰中,基本都看不到地纹拼兑留下的痕迹。

2、秦镜采用了无镜钮整体地纹制模工艺。

进入秦代以后,铸镜技术并没有停止。秦镜的型制基本保持了战国镜的型制没有变化。如果从型制、纹饰及从镜体剖面的几何形状看,完全与战国镜相同而没有区别。

历史上的技术总是在进步,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后犹为明显。秦代彻底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大量铸制青铜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铸制青铜器的作坊被废弃,对于铸镜工艺中的制模法而言,能够随手拿来利用的青铜器地纹骤然减少,必须采用新方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图4为1975年至1976年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墓中出土了随葬品近70件,狩猎纹镜是其中之一,其年代大致与葬于秦始皇三十年的十一号墓相近【12】。可以看到,此镜的地纹中已没有了拼兑地纹的缝,而是整雕的地纹。同时还可以看到,钮的型制仍然与战国镜钮相同,且稍有偏心。同时还可看到,在钮部周围的内凹式方框以内有一圈方形凸起并且不连惯的线条,这圈线就是镜范与钮范之间的范缝。这些现象都表明,镜钮的铸制技术与战国镜一样,亦是采用了在镜范中嵌入钮范的铸制工艺。也只有在采用这种工艺的前提下,镜中的钮才可能会产生偏心及钮周围粗糙模糊等特征。

图5也是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第34号秦墓中出土的一枚蹯螭纹镜【13】的拓片,可以看到,此镜地纹无拼兑缝,小体积三弦钮稍有偏心,显示出了秦镜的制模技术征特。

秦代的历史比较短,在这十数年的时间里,科学技术不可能会出现长足的发展。但是,秦代毕竟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进步,使得那些代表各国王权的青铜礼器的制造彻底结束。历史淘汰了青铜礼器的制造业,制作镜模时也同时失去了青铜器地纹的来源。

从出土明确的秦镜背纹中留下的痕迹看,秦镜在中国铜镜技术发展史上有一个明显的技术进步,那就是秦代的铸镜工匠彻底结束了地纹拼兑工艺,开始制作无缝的地纹。它结束了战国延续数百年以来镜模技术中借用青铜器地纹的拼兑工艺,开创了整体地纹的塑造技术,给后代铸镜的制作整模纹饰工艺开了先河,给铜镜的市场化普及奠定了技术基础。

可以说,秦镜制模工艺的改革是被上述历史原因逼出来的,并非秦代铸镜工匠的自愿。在失去了青铜器地纹来源的前提下,秦代镜工必须塑造完整地纹。但是,镜钮的制作工艺,却还是延用了战国镜的嵌入钮范工艺,并未进行革新。

3、西汉初年的铸镜技术采用了模上固定钮整体地纹的工艺技术。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战国晚期进入铁器时代,经过秦代至西汉,青铜礼器及青铜兵器大量用铜的时代基本结束,铜礼器不再大批铸造,兵器用铜被取而代之的是机械性能更加优良并价廉的铁质原料。从社会政治来看,秦代进入封建社会至西汉以后,自由民的社会地位普遍得到提高。如果将战国、秦及西汉三个历史阶段的墓葬作铜镜出土率的比较就会发现,战国墓葬的出镜率可能不足西汉墓的百分之一,而秦墓的出镜率约居两者之中。

笔者认为,铜镜应在西汉的文景时代形成市场,但应存在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应始于西汉初年。从许多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到,在一些西汉初年的小型墓葬中有铜镜出土,而这一现象在战国墓葬中是较少见到的。鄂州市博物馆在数拾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掘了约200余座战国墓葬,共出战国镜4枚,约占墓葬的2%,而在70座西汉墓葬中,出土15枚铜镜,约占墓葬的20%强,是战国时代的10倍强。这说明,西汉以后铜镜的使用已在开始普及,其使用率已远远大于战国及秦代而逐渐开始形成市场。

由于战国及秦代铸镜时采用的是纹饰范中嵌入钮范的工艺,在制作过程中多出两道工序,即提前制作钮范及嵌入钮范,相对后代的铸镜工艺而言,其弊端是工艺复杂,镜钮容易产生偏心,不利于商品化、市场化。西汉以后,没有了青铜礼器的铸造业,青铜镜的纹饰艺术也逐渐摆脱了青铜器纹饰的模式与影响,开始逐渐形成独立的铜镜纹饰艺术。如果说战国镜的纹饰是直接受青铜器文饰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从西汉的铜镜纹饰开始了独有的艺术创造及新的工艺技术。

西汉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铸镜工匠,他们没有铸制青铜礼器的历史与经历,同时对纹饰艺术及铸制技术也不存在思想束缚,在秦代的铸镜工艺基础上改进工艺,西汉初年的铸镜工匠彻底结束了在镜范中嵌入钮范的麻烦工艺,终于第一次将镜钮固定到了镜模的正中心,将中国的铜镜铸制工艺最早的达到了整模整范工艺,这种工艺一直被采用至清代。

图6为一枚叠压缠绕四蟠螭镜,直经14.6cm,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14】。可以看到,镜钮没有出现偏心,与战国镜的小体积三弦钮两头及中间的宽度相等比较,西汉镜上的三弦钮为中间窄、两头宽、体积大,这种变化是由于将钮固定到镜模上后带来的连锁反应,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战国镜及秦镜的钮是另外提前作的钮范,其体积都较小,其几何形状是两头与中间一样宽,对于专作这种没有绡度(斜度)、体积又很小的钮而言,基本不存在脱模问题,因脱模时可以从各个方向向外自由拔模。但是,西汉镜钮被固定到模上以后,钮在范的正中心,夯范后必须隨整体镜范同时脱模,镜钮部位拔模失去了自由性,没有绡度的钮部就难以脱模了。为了在夯范后顺利脱模,西汉镜的三弦钮必须将两头加宽及增加斜度,这样就在钮的两个方向产生了绡度,夯范后脱模时才能顺利,这就是西汉镜上三弦镜中间窄两头宽的原因,也是与战国镜、秦镜上的三弦钮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标致。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理解,战国镜、秦镜、西汉初年镜三者之间在工艺技术上都存在着较为明确的不同。战国镜的模采用了地纹拼兑工艺及镜范中嵌入钮范的工艺,拼兑地纹的缝全都较为明确地体现在了战国镜的地纹中而历历在目。由于战国时代采用了镜范中嵌入钮范的工艺,镜范及钮范都需经过阴干及焙烧过程,这两个过程的收缩量及变形量都是不可能保证计划尺寸的。在嵌入钮范的过程中,范嵌范的配合不可能如今天金属的公差配合那么严密,如果钮范嵌不进去,就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将镜范中心的方孔或圆孔的孔经磨大,其二是将方形或圆形钮范的外径磨小,直到嵌入镜范中为止。但不论磨制哪一个,都是手工操作,不可能如今天的车床加工那样有足够的精度。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使得战国镜钮较易产生偏心现象。

秦镜继续采用了战国那种在镜范中嵌入钮范的工艺,所以,秦镜上钮的情况与战国镜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秦镜结束了地纹拼兑工艺而制作了整体地纹模,因此秦镜与战国镜的区别只在地纹的完整无缝。西汉初年制作镜模完全实现了整体化,即不用兑缝,亦不嵌入钮范,彻底摆脱了自青铜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应用的范中嵌范的复杂工艺,简化了范铸技术。因此,在西汉初年镜的地纹中没有兑缝,镜钮亦不会发生偏心。

在图7中左边为战国镜钮及秦镜钮的结构,右边为西汉初年以后镜钮的结构,两个图的上部为剖面几何形状图,下部为俯视图。

结语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虽然以上三个历史时期内的镜钮从外形看都属于三弦钮,但却存在两种不同的几何形状。如果仅从型制的角度看,以上三个历史时期内生产的铜镜都具有内凹式卷缘,都是平板镜,亦都具有三弦钮,其型制及纹饰风格又基本一致,因此难以区分。但是,通过对以上三个历史时期内制模技术的研究,是较容易能看出从战国至西汉初年之间铜镜的制模技术是经过了一些变化的。

总体来说,中国铜镜的制模技术共经过了三个历程【15】,而战国至西汉初年的这些变化只是整个历程中的三个阶段,其一为战国镜是借用了青铜器的地纹拼兑成铜镜的地纹,镜钮则是先作好钮范,夯制镜范时,先将钮范放在镜模中心再填土夯制镜范,这样造成的镜钮偏心。其二为秦代开创了地纹的整雕工艺,但镜钮的制作工艺还是沿用战国的钮范夯嵌法。其三为西汉初年镜模是沿用秦代的地纹整雕工艺,并将钮的形状固定到镜模中心,使得夯出的镜范自带钮形,这一技术经历代一直沿用至明代以后。http://www.yz020.com

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时间并不长,但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历史及社会制度的变革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铜镜的制模技术亦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变革而同步变化的。西汉初年以后,铜镜已经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看,秦镜镜模的工艺变革,实为西汉的铜镜商品化迈出了第一步,而西汉初年将钮固定到镜模上的工艺改革,则是普通平民得以普及铸镜技术最关键的一步。http://www.kz020.net

通过对以上三个历史阶段铸镜工艺的观察及研究,则可以较为明确的分出三个不同时代的技术特征,从而更加准确的进行断代。广州刻章 http://www.kz020.com

需要强调说明的问题是,以上所谈铸镜的制模技术发展成为规范,是指战国时代以后,但也并不是绝对的,中间必然还会存在一些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战国早期或春秋时代如在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中出土的镜范,其纹饰中心的钮部已设有泥芯。此遗址偏早,可能属于战国铸镜的制模技术还未规范之前的个别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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